镜海心得#5｜袁毓林：回忆王维贤先生教导我们怎样取法乎上
回忆王维贤先生教导我们怎样取法乎上
今年是王维贤先生100周年诞辰，对于我们这些受业弟子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抚今忆昔，甚至可以这么说，没有王先生当年给我们打下坚实的学术基础，并且殷切地教导我们在治学方面怎样取法乎上；就没有我们今天在职业生涯上的比较成功，也不会有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点滴成绩。
下面，先简单说一下王维贤先生是怎样帮我们打牢学术基础的。大家可能知道，王维贤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时，跟随王宪钧教授研究数理逻辑，对于自然语言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学理论有独到的见解。后来，王维贤先生又钻研并掌握了结构主义描写语言学理论，对于汉语语法研究观念和方法的演进也深有研究。碰到这样的导师，对于我们研究生来说无疑是一种天赐的机缘。王先生除了亲自给我们讲授《现代语言学》(一学期，每周2节，跟高年级本科生合上)、《汉语语法专著选读》(一学年，每周3节)、《语法论文选读》 (一学期，每周3节)、《生成语法和语法理论》(一学年，每周3节)之外，还请傅国通老师讲授《语音学基础》(一学期，每周3节)、《方言调查和研究》(一学期，每周3节)，请哲学系邱国权老师讲授《数理逻辑和计算机基础》(一学年，每周3节)，请胡伟民老师讲授专业英语(一学年，每周3节)，用的教材是John Lyons的Introduction to Theoretical Linguistics(1968)。记得我们刚刚入学，王先生就给我们准备了4页打字纸的必读书目，涉及现代汉语 (语法为主)、古代汉语(语法为主)、国外语法理论(英文版)、一般语言学理论(英文版)、 小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我们回到宿舍一数，整个书目列了65本；打三角号的必读书也有35本，其中还包括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呢。 这些课程学下来，这些书读下来， 基本上达到了毕业时王先生对我们的评价：“治学的境界是登堂入室，现在你们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可以说是登堂了；但是，要入室就有待于你们将来更进一步的努力了”。
王维贤先生的这话儿，大概近于俗语：“师傅领进门，修行在自身”。问题是怎么修行？难道就没有一点儿门径吗？不是的！其实，在我们刚入学不久，王维贤先生已经给我们指点过迷津了。具体地说，就是王先生已经教导过我们怎样取法乎上了。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是1984年9月入学的。这一年的暑假中(7月28日-8月12日)， 正好洛杉矶奥运会(第23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美国召开。中国大陆代表团是首次参加奥运会，并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获得15金、8银、9铜，位列奖牌榜第4名)。这种赫赫战果，当时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直到9月份，关于中国健儿奥运佳绩的热度还没有消退。在一次讨论课上，王维贤先生居然若有所思地跟我们说：“体育比赛讲金牌、银牌、 铜牌，语言学研究其实也有这种差别。比方说，朱德熙先生就应该得金牌，我连铜牌也不该得；但是，我希望你们将来能够得金牌”。这几句话，其实是告诉我们在治学上怎样取法乎上。正如古人说的：“夫取法于上，仅得其中；取法于中，不免为下。”（唐·李世民《帝范》）因此，确立标杆很重要。显然，王先生认准朱德熙先生是汉语语法研究的典范，所以鼓励我们取法朱先生。后来，王先生鼓励我报考朱先生的博士生，还不遗余力地向朱先生推荐；最终，使我能够在朱德熙先生的门下学习。
进了朱门以后，我发现，朱德熙先生跟王维贤先生不太一样。他一般不跟我们学生讲太多的大道理；更多的是跟我们说：“时间是过得很快的，要抓紧时间。三年完成一篇博士论文并不轻松”。朱先生也不太多讲理论或方法之类，而是对好玩儿的语言现象更加感兴趣；并且，他基本上是通过自己深入而系统的研究成果，来向我们昭示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 这大概就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庄子·知北游》)。像我对“的/者”字结构-名词/动词配价-谓词隐含-物性结构-定语小句，等等，一系列的研究，就是希望学习朱先生那种连续、 递进式的学术研究的路子。
因此，可以这么说：王维贤先生重“言教”，给我的影响更多的是理论层面的；朱德熙先生重“身教”，给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方法层面的。当然，无论哪一个方面，对我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记得1985年前后，延边大学《汉语学习》主编吴葆棠老师去北京约稿，请吕叔湘先生写关于如何培养研究生的文章。吕先生让吴老师去杭州大学找王维贤先生写。由于是吕先生的推荐，王先生就答应了，还跟我们学生们议论了一下该谈哪些方面。但是，王先生最终还是放弃了。他异常清醒地跟我们说：“吕叔湘先生都觉得他不方便写，那我就更没有资格来告诉别人该怎样培养研究生了”。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一转眼，我们这一批当初青涩的研究生都当上了研究生导师。于是，怎样像王维贤先生那样帮助研究生打基础、立标杆，就成了我们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我们决心像王先生一样，热爱教育事业，竭尽心力来培养语言学研究与教学的后备力量。只有这样，才对得起王先生对我们的培养；也只有这样，才能告慰王先生的在天之灵。
2022年9月 于岭南横琴 澳门大学寓所
注：本文是袁毓林教授参加“浙江大学中国语文研究中心第八届学术研讨会暨王维贤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所做的大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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